（本文内容多为推理，有些内容可能调研并不充分，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曾经听有人说，胡锦涛是邓小平定下来的人。当时我不以为然，但是今天却觉得非常在理。

让我们回到三十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一场国家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坛的一次洗牌。政治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政治，必然是多股势力的角力。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斗争都是存在且残酷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要搞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这一举措是顺应国家和民族发展需要的，但是初级到其他集团的利益是在所难免的。邓小平是个铁腕人物，也许在一些问题上会向一些势力妥协，但是总体事态的发展一定是要服从他的意志的。这样的话，改革确实一直是在推进当中，但是这个过程中，难免会积累下来很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暂时没有暴露出来，不等于永远不会暴露出来。历史上任何一次尖锐的社会变革，没有一次是不会激起广泛的矛盾的。当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这些矛盾很难表露出来，毕竟邓小平是如此的强硬，强硬派对国家机器的把握一向很牢，那么在他身后呢？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接班人的问题和其未竟的事业这些身后的问题，他是不会不慎重考虑的。而毛泽东在继承人问题上犯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使其不敢怠慢。问题已经出现，他将如何解决，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晚年，恰恰发生了一件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

1989年爆发的“学潮”，这不仅仅是一次学生运动，它的影响在工人农民中迅速蔓延，险些动摇了这个国家的统治基础。但我想讨论的并不是这些，由于事情过去还不是很久，缺乏真实历史资料，我们不能妄下定论。我对“学潮”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正是这次运动，引爆了党内继承人的争夺。李鹏和赵紫阳在“学潮”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几度过招，你来我往。但当李鹏和赵紫阳谁也控制不了当前局面的时候，他们还是把邓小平请了出来。已经退居二线的邓小平，这些不是没有看在眼里，他感到现在的北京已经快要失控了。这时的邓小平没有选择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名噪一时的秦基伟（这就要牵扯到陈希同的问题了，本文在此不作展开），而是从自己的老家四川调来了几万军队进京，这难道只是为了镇压学生吗？这一举动必然是做给一些人看的。

“学潮”结束后，邓小平明白现在的问题很棘手，矛盾可能很尖锐，而已经年近90的他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在他生前可能无法妥善解决所有问题，但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完成。若其事业就此终断，这对其自身是毁灭性的，对这个国家更是灾难性的，中国需要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其这条道路不能是邓大平、邓二平的，必须是我邓小平的。这时的北京，出现了一个新鲜的身影——江泽民。

江泽民的出现，正应验了中国官场上的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北京的局势不能摆平的情况下，邓小平从远离政治中心北京的上海抓来了个江泽民空投到北京。邓小平意识到，现在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解决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来，自己设计的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需要巩固，局面需要稳定，而稳定也是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的、同经济发展一样要抓的头等大事。现在他需要这么样的一个人，不需要多有才华、多有能力，只要能满足三个条件：1.外地人；2.听话懂事儿，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办事儿；3.是个可以守成、能稳得住局面、带得了队伍的人。这时，懂事儿的李鹏，在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态支持江泽民后，果断地举手表示支持江泽民的工作，一轮新老交接就这样完成了。

邓小平在这个时候需要一名这样的接班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骂江泽民无能了，因为他不需要有能力；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江泽民纵容腐败，以腐败换支持了，因为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么一个稳定局面的过渡性人物。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是一样，中国恰恰是在江泽民时期中期的1997年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把GDP的发展速度从每年百分之十二三四，降到了百分之八左右。这就是在巩固胜利果实，而一再强调是“软着陆”、没有引发通胀，这就是稳定工作的另一种表现。只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江泽民的历史使命就算顺利完成，邓小平的这个安排就算成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又会出现，我们不能一直这么守成守下去啊！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进行下去，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不会只看到了巩固稳定这一步，他必然还要考虑到更远的将来。那么，这个人又应该是谁呢？

十年前的我，虽不懂事儿，但还是能够注意到，在国家领导人的班子里，有一位叔叔般的国家副主席，他真的好年轻，在其他人中间是那么的显眼！1999年的某一天，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屏幕的背景是红色的，正中是这位“叔叔”副主席的照片，播音员正在宣读中央关于任命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决议。爸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还不懂事儿的我脱口而出——江泽民要培养接班人了。这位“叔叔”就是胡锦涛。当时的我确实还不懂事儿，这怎么会是江泽民要培养接班人？这分明是邓小平托江泽民已经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至于为什么是胡锦涛，我没有做调研，不清楚其中的原委，而且现在也不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锦涛才应该视为是邓小平的真正继承人！

江泽民在这些年确实也没有闲下来过。举个例子，他主政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任命了140多位将军，其中64位是上将；而反观其前任邓小平，总共也只任命了13名上将。你说他是在扶植自己的党羽吗？难讲。现在来看，这些人没准儿都是今天胡锦涛的人，毕竟从履历上看，胡锦涛没有什么军队背景，在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军职。

胡锦涛上台的时机相信邓小平也是研究过的。十六大前后，属于江泽民那个时代的人，老的老，退的退，即使年轻一些的，政治生命也即将结束。而刚上台的胡锦涛已经羽翼丰满，上任伊始提出“保先”并高举反腐大旗，风卷残云般撸掉了一批新生代的人物。俗话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搞政治斗争，抓把柄容易得很，甚至不需要你有什么大过大非就能把你整得很惨。在这种背景下，可能肃反的意味大于整风。玩政治就是搞平衡，听话才能有糖吃，识趣的就赶快退下，国家机器在老子手里，你想怎么样。当然，被整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树大招风。

好了，现在该清理的清理掉了，该扳倒的也扳倒了，资源重组完毕，是甩开膀子干正事儿的时候了。这时的胡锦涛又抛出了“和谐论”，社会上一片和谐之风。现在回想，那是啊，该斗的都斗了，能不“和谐”么！

但我们应当看清的是，斗争归斗争，斗争并不是政治的核心，以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带来的一定时混乱的局面，看看文革就知道了。尽管我之前讲了这么多斗争，但多是官场规律，胡锦涛上任以来，国家的经济确实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这些成绩是无法被掩盖的。

先看历史，再看现在，预测未来。将来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共产党是否真的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最后的胜利？这些都很难讲，尽管这是我们这柒千三百多万党员共同奋斗的目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也困扰着我。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怎么走下去？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是否能够同社会主义供需关系达成一致？我认为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市场来完成资源的分配，但这显然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初衷的。举个例子，在中国，只要共产党还在，土地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自由流通的。土地国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而出于保护耕地、湿地等的需要，国家在土地审批中的管理也会越来越严格。类似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行政干涉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最近一次有关这个的大讨论就是“兰州拉面”事件。难怪美国国会之前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真的是行政干涉太多。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几十年了，但其政府职能的影响范围远不及中国的。 市场经济原理最终将怎样同社会主义供需关系结合？谁又来发展这一套理论呢？而以现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更多嘴优势的资源必将更集中于最具实力和势力的群体，缩小贫富差距、乃至共均富，是否真的有实现的可能？

其次，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这玩意儿不是假的，其残余时时可以在我们身边看到，要中国人抛弃这些是很困难得。而我认为，正因为此，中国的官场永远都不可能摆脱封建制度的影响。等级制度和官僚作风是两个最明显的现象。解放思想最早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毛泽东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提过类似的问题，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到现在，解放思想也解放了几十年了，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就连毛泽东都难以摆脱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更何况别人呢。在中国，做决策的就是这一人群，但这些号称用最先进思想武装头脑的人，做事处处体现封建遗风，他们真的能把这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发挥到极致么？

再次，都说中国一直缺乏创新，我们也为之不断付出着努力，但最后能有多少改观，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的两位先哲，孔子与老子，其理论贯穿中国整个封建历史直到现在，并已经形成了这个民族的思想内核。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讲究老成持重；老子更是提出“治国尤烹小鲜”，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有为”。创新，对过去必有摒弃，对一些既得利益必有触动，中庸是不可能了，无为就能不用提了。这个民族的根本就是这样，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不是应该打个折扣？

最后，中国的科研事业究竟能够发展到哪一步？中国可以涌现出多少能为理想奋斗终身的人？大家都说人活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争名逐利。我要说，这个理解还是有些片面。 名利都是无法满足人不断膨胀的野心的，人这一辈子真正追逐的，是地位。地位才是真正最能让人得到满足的东西。在中国，最有地位的就是从仕，这也是根植于这个民族内核的，不可能被排除。历史上由商从政的例子是数不胜数，而其中吕不韦堪称中国商人从政第一人。而这条规则在其他行业里仍然适用。中国有多少一辈子搞研究的人？有多少人搞学术搞到一半都去搞政治去了。当个教授不够，还要当院士。现在中国连院士的选拔都开始玩政治、搞平衡了，还能有多少人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做学问？

讲到现在，您也许会认为，按照我的论述，制约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就是这几千年的传统， 那么索性来一次大的思想变革，推翻这些传统，一劳永逸。我们且不说该不该推翻，我们先看看能不能被推翻。

在展开之前，我首先要表明我的观点，任何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现代化文明的过程中，都不应割断同历史的联系，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

国家变革，无非两种——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 自下而上的这种不提倡，因为运动代表的集团利益是特定的，很可能其所在阶级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历史的要求；变革最终失败不说，还很可能被一些政治势力所利用，破坏社会治安，危害国家统治。我主要讨论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个近邻，俄罗斯和日本。

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变革不少，光我能说上来的就有4次，但其中算得上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只有两次——彼得大帝新政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这两次变革都使俄罗斯的国力有了一次飞跃，前者开创了俄罗斯现代文明的先河，而后者更是帮助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打败拿破仑的法国军队，作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成为了欧洲事务仲裁者。但值得我们寻味的是，两次变革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而决定因素就是两次变革对本国的不同态度。

俄罗斯民族同中华民族有些类似的地方，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俄罗斯民族认为自己的民族伟大而独特，有着独特的宗教，也就有着拯救世界的独特使命。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使其甚至有些唯我独尊。然而彼得大帝生硬的新政政策却将俄罗斯人几个世纪来的民族优越感打得粉碎。彼得大帝执政期间，有一次多达1000人的四个团的射击军叛乱，当叛乱被镇压，官兵临刑的时候，他们没有恐惧，展示出的反而是殉道者的姿态；1716年11月叛逃的太子，自称是俄罗斯信仰的维护者，更是想煽起全俄起义的烽火。彼得大帝打开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但也割断了民族和历史的联系。彼得大帝以为，以其自己的亲身经历能对全民族形成精神感召。但是他错了，在他逝世后，国都被迁回了莫斯科，大多数新政被废止，可以说彼得大帝的这次新政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自称是彼得大帝的继承者，但是其对俄罗斯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日耳曼人，她首先将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学俄语，不顾父亲反对皈依东正教，这样的举措得到了百姓的认同及支持。叶卡捷琳娜二世随后颁布的兴办教育、发展工业等政策，也都始终没有触及这个国家的根基，农奴制。这就是她胜利果实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应该算得上是世界近代史上维新成功的典范，是一个工业发展的奇迹，不过其推行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遭受过重大挫折。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民族，正如其名，日本的文化就是“大和”。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匮乏，人民一直渴望主宰自身命运，甚至称雄世界，所以日本一直采取的是与强国为伍、以强国为师的政策。曾经有人用洋葱形容过日本的文化，剥开一片又一片，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核心所在，但是每一片都是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即便是这样一种没有内核的文化，其传统的力量一样不可忽视。日本在这种民族背景下开展了简单的拿来主义式的全盘西化的变革运动，努力殖产兴业，但是在文明开化过程中的一些过火行为，使传统文化面临崩溃，各种不公平激化了社会矛盾。就在明治维新的第11年，为新运动的头号任务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年仅49岁，反对者以如此极端的手段表示反抗，给当局的震动极大。后来，吸取前任教训的伊藤博文，注重民权的维护，回归传统文化，稳定了社会局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军国主义也被召回，但至少这一回归本国的举措在国内是成功的。

所以，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的发展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绝对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进行改革，我们的文化值得保留和推广的地方很多，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发掘和运用。而又是谁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口号不想再喊了，希望祖国明天更强大。

（再次强调，本文诸多论断以推理为主，有些内容可能调研并不充分，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P.S. 顺便讲一下对台湾局势的看法。蓝营推出马英九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马英九根本就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以“不粘锅”自居，这样所有人都会对你有距离感、有所保留，作为政治家就很难整合各种资源，无法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同时，马英九确实也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在两届台北市市长任内也鲜有突出政绩可言，他只是一颗政治明星。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转变思路，蓝营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政权，而非发展国家。针对弊案连连而又毫无能力的陈水扁政府，马英九这个“不粘锅”就是最理想的对付民进党的武器。也许我们不能提供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廉洁的领导人；也许我们不能马上让台湾有多大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不让情况进一步恶化。这样的方针，就是处处针对民进党政府在这8年的时间里最失败的地方，这样的选择应当是有效的。